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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法师：禅宗具足“菩提道次第”并且超越它
来源：网络转载编辑：2016-10-24阅读量：7738
问：现在不少人批评禅宗早已断了传承缺乏道次第，但为什么您却说禅宗具足道次第且又超越道次第？
答：目前，以藏传、南传佛教为首的不少佛教修学者，在学习本传佛教道次第，并获得相关确凿性支持的自信的同时，念头动向了禅宗，甚至开始评议或诽谤禅宗的“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不论禅定解脱”的宗旨不是成佛证果的要道，而是缺乏菩提道次第的教证缺陷。
然而，面对这种现象，我要说的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要，永远不会因其文字道次第的确凿性而过时。如果硬要判定当前“修行人多、成就者少”的原因是因为禅宗欠缺道次第的教证缺陷，那么恰恰只能最终说明强调道次第的人手头的道次第，并不具备实证方面的效力，没有起到道次第的作用。因为其人张扬的道次第，没有铺垫好文字道次第通往实证道次第方向的道路，没有为具备更高次第要求的禅宗输送更多的实证人才。这是其人所谓菩提道次第的现实缺憾。当前，很多道次第的形式架构一经实践检验，便频繁出现落空、失察、不合乎时宜的问题。其人在强调道次第权威性的同时，也正在暴露其所谓道次第权威性背后的无效和失败，以及信仰实证层面的严重缺失。
菩提道次第，只是将佛陀不同时期教法，针对众生的普遍化的烦恼，进行了正法的系统化。但系统性并不代表唯一合理性，否则，佛陀针对众生根基不同而分时分段的说法，便成为一种不够智慧的行为了，执着道次第为唯一合理性的人士会认为佛陀的弘法不够如法和智慧吗？
从最具代表性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清净道论》等作品看来，这些道次第的合理性当然无可质疑，但这并不是“此外无别门”的唯一性合理法门，否则佛陀便无需因应众生八万四千烦恼而演说八万四千法门了。道次第充其量只是一种或多种合理法门的修行系统，是修行手段，并非目的，又有什么好矜为独得的呢？每一个生命的业感因缘，都是既有共通性也有独特性的，业感方面，佛陀尚言缘起不可思议，每个人的修行道路，当然只能是普遍性原理与个性化实践相结合的适度修行。修行者无法按社会理性刻板地标准化或量化地塑造出品。所以，合理合法的菩提道次第，灵活地应用固然有利；僵化地硬套必然生弊。
佛法不是一套纯文理的学术，而是一门必须实证的信仰。看来，不是禅宗缺乏菩提道次第，而是上述执持文字道次第者执文背修，停留在文字框架的合理化自信中，独立构筑了这一合理性背后的道德绑架与信仰傲慢的围城，以“道次第”标签的廉价原始股粉饰信仰实证方面的价值缺失，试图以此为生死恐惧购买轮回无惧的侥幸保险，而最终忘失了所有文字道次第的价值都应该指向实证。
佛法不仅有教法方面的显性道次第，更有严密契合心性实证的内在一贯性的隐性次第。文字的、教法上的道次第首先是显性的，而隐性的道次第则是更加成熟于实证的道次第。如果要从道次第上来了解什么是实证的修行，可实证的隐性次第显然是更为成熟和亲切的下手处。
禅宗的修行侧重于实证方面的道次第，但这不能说明禅宗本身抛弃了文字道次第。相反，对实证道次第的重视，恰恰说明禅宗对文字道次第一贯的更加严密、更高、更实际的要求，因为所有的实践次第都必须指向实证的需要。也就是说，根据法称论师的因明论理，不管到达什么程度的了义，都要服从于可以实证的了义，大众实证的了义，要服从于自我亲证的了义。所以，禅宗的可实证的隐性道次第的要求，是更为本质、更为真切的菩提道次第。
事实上，禅宗的道次第本身对所有的文字道次第，都充满了开放性，并非拒绝，“不立文字”常常是不离文字的，教外别传常常是教内真传的。为什么有的文字道次第还是会受到禅宗的批评？为什么禅宗反复倡言“不立文字”？因为，所有的道次第都要全部服从于道次第实证的架构，这是下下服从于上上的菩提道原则，不管形式上如何了义，唯有实证的了义，才是真正的了义。因此，禅宗的特质决定其具足道次第，并且超越所有的菩提道次第。
文字道次第固然确凿，但只有在显性和隐性道次第齐备的架构中，才能体现出它在实证方面的积极意义，就像密宗教法所强调的外义、内义和密义一样，如果拿外义否决密义，这就错乱了法门的基本秩序。偏举文字道次第或以文字道次第来打压实证次第的过程，事实上是在以某种道德优势掩盖价值缺失，以某种粉饰仪式掩盖其所执之道的灵魂空虚，或者以某种廉价原始股为死亡恐惧提前买个保险。
信仰的实践者，从最初的起点到最后的终点，时时刻刻都在面对生死轮回中的自己，时时都要面对生命本身，没有什么是可以回避的。文字的系统化，如果只是给自己造就了一个回避的空间，那么这个文字系统即便再完美，人们也没有多少实际的受用。或者说，虽然充满了表面意义上的受用，但事实上并没有面对生命本身，所有的“受用”都没有落到最关键的点上——解脱之道。
禅宗始终把佛陀的终极实证智慧作为核心。这样一个宗派，如果被批评为缺乏道次第，那就等于是在批评佛陀的智慧——一切智的境界中为什么没有九界众生的修行过程。这是一种颠倒批判，是以有为来批判无为，是对有为的主动过分依赖，对无为放下过分不放心的具体表现。它的错误在于，使用“走向佛陀智慧”的标签，而事实上阻碍了向佛陀智慧进发的步伐；使用“菩提道”的名义，而最终诽谤了佛陀究竟的菩提道。过去祖师们常说，寻枝摘叶我不能，入海算沙徒自困。任其世间理性的耍弄，而这只不过是入海算沙的游戏。
其实，佛陀当年的言教中，沿戒定慧之道进修，压服与断除烦恼是十分简洁而又实用的。可在后续佛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出于体系建设的完整性、防御外道的紧密性、教义思想的完善性等多方面考虑，有些文字道次第的系统建设得异样缜密。但实证的修行，很多时候是螺旋上升的态势，因为宿缘不同，一些所谓“必要次第”在实用时，并不一定都会应用，更何况还有很多就只是法统完整性所需的文字次第，而非“实修必要”。对于可有可无的种种“非绝对必须”，禅宗所采取的手段，一律都以“无法门、非文字”予以消化。
禅宗的“不立文字”既指示实证的胜义境界，也始终以扫荡形式执着、破除有为主动为直接下手处。正因为如此，“不立文字”恰恰不会否定文字道次第的合理价值，及其在健全修行架构中的积极作用。
但反过来，为什么但凡偏执了文字次第，但凡要强调自己所知的菩提道次第的权威性，就一定要用“道次第”的名义来打击禅宗一番呢？其中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论禅定解脱”的教旨，是入海算沙者的首要障碍。因为，禅宗随时有可能威胁到他们寻枝摘叶、纸上谈兵的游戏兴趣。
其次，在修习菩提道的过程中，严重缺乏对于实证精神的忠实度。禅宗在道次第中强调的是实证一路，这是执文字者尤其不能相应的。但是，只要顺应于实证一路的人，无论文字道次第的受用有多么深刻，也不会反感禅宗，不会认为禅宗是障碍，反而觉得与禅宗愈发相应，会发现每每在关键时刻，都是禅宗的精神把自己从缠裹中拔济出来。
其三，所执着论证的文字道次第离实证次第太过遥远。因为有为执着，所以掉队太远，反而抱怨为什么无为之道离当下的有为之实如此遥远。裹挟着这种内心缺憾，自然就产生“禅宗远离道次第”的种种谬见。
其四，文字道次第研判过程中的收获感与成就意识中，裹挟了道德绑架，所以自然会将“道次第”理解成为一种具备道德优势的廉价原始股，而为生死恐惧提前购买保险，无心确认无需经历无为的超越过程，就已经获得了终极保障。在这里，用文字道次第来批评禅宗，实际上演化成了用这种心理优越感来批评自己原本追求的实证的修行。
但是，偏执文字道次第者往往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即严谨的道次第形式的“合理性”与对于不现实逻辑思维执着的“危险性”是同步的。形式越严密，思维者越容易对自己“现实情况不在道上”的客观情况失察（失去觉察），并由我执习气为自己贴上一枚“我在道上”的标签，这一点似乎是大多数人所习惯的，当然也是正常人的惰性的一部分。
中国历史早有明鉴，赵括“纸上谈兵”的公案是最好的历史教训，文字道次第的合法性光环背后，最容易让人甘当赵括，而执纸为兵，形成“普天之下非赵括无以谈兵”的文化闹剧。时值今日，真是“天下赵括知多少”？事实上，中华文明从不如此追慕浮表，历来将“务实与内省”作为文化活动的起点功夫，禅宗修行的态度一贯如此。
禅宗从来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态度护持着文字道次第的严谨性与实证方向。指责禅宗“无次第”之人，恐怕不能明白，禅宗次第的严谨程度事实上远远超乎想象。看看参学祖庭“走江湖”的一桩桩历史公案，禅人每到一处宝所，善知识都以一种家风加被学人，关键处施以棒喝。这不是没有传承的无端喝骂，不是外人所以为的丢了次第、断了传承。实际上，这是在显性次第基础上的一种“对实证次第的勘验”，是对严密实证次第的进一步把关，是“勘验次第”，是进一步的极抉择，是更加深密、更加升级的菩提道次第。
佛法的智慧是众生心性本具的，一切的修行都要归元——回归心源。偏举文字形式上的道次第，而忽视甚至忘失了指向究竟证悟的实证道次第，以及道次第得以成立的般若智慧的核心，看似在强调次第，实际上可能早已僭越了次第，混淆了次第，甚至是在毁坏次第。是以文字上的次第否定实证中的次第，以显性的次第冒乱实证的隐性道次第。
所以，禅门的修行表面看似给人以“无处下手”的不确定性，但这也否定了各类“下手处”的形式期待与执着。恰恰是这样不执着定法，才能远契了无自体的般若之宗，涵容如幻自性的万法，照应心性的一切可能性。
反过来说，偏举疏于实证的文字道次第的结果又是什么呢？由于长期远离实践，并仅仅只将确凿的道次第概念横在心中，作为对大道实践方面的唯一根据，很多时候，我们的菩提道就这样被“菩提道”的名分给欺骗了。
文字道次第的合理性虽然重要，但人的心性实际却不可使用道理框死的定法，因为缘起不可思议，大众根基是不好说的，必须要给予宽松无积滞的运用空间。法门问题反复推究的最大价值仍然只是言下见性、直指人心，“无门”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最合理、最准确的门。禅宗不予确立门径的深义正在于此。显性道次第的形式虽然能使我们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已被认同似的归宿感，可求道者不光是来找感觉的。
其实，任何一个严密思想系统所指导的具体行为实践，都必须是简单的，这一点在藏传佛教的格鲁派表现得最为直接。其等持等至静虑无色九次第定等道次第的严密程度，至为突出，但在三大寺中，其“止”与“观”的力量训练，却完全不是刻板程序，因为不是“重中之重”，所以没有“必须”的说法。比如“止”的练习，甚至是到上师或无上瑜伽的系统中，才借助密法的火、声类所缘，而依念诵等功课去完成，竟与禅宗的做法保持了一致。可见，严格遵循次第的佛教派系，在自宗修持方面，是十分灵活的。故显性的道次第绝非唯一的“道”，执理废事的问题是必须要被关注的。
无论是具足道次第还是超越道次第，禅宗都没有将其作为挂在面上而让人“形式执着”的贪执之因。因为，毕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虽然不是最终结果，但肯定是首要的执行目标。为了更好地栖神于大道的实证次第，禅宗修行者甚至要时时牢记“无次第”，在消解张力的过程中稳实践行实证的菩提道次第。
因此，禅宗的“不立文字”“不许思量”，决不仅只在向上一路时才使用，这乃是归心于道的广泛而绝妙的应用。很显然，这是一个更高文化层次的修行常识，超出了执着文字道次第者的认知范畴。所谓“为无为”“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禅宗具足次第而又超越次第，趟开一条豁破形式、直契本心的超凡入世之道，而令汉传佛教满盘皆活。
【法师简介】明贤法师，1973年生，青海北海禅院及湖北武汉石观音寺住持。18岁于虚云老和尚中坚弟子弥光长老座下剃度，禅门法眼、沩仰、云门、曹洞、临济宗法脉传人。26岁任江西佛学院教研主任，33岁中印友好年作为大陆唯一代表徒步“重走唐僧西行路”，34岁启建青海北海禅院。2009年迄今，应北大、人大、社科院等高校社团邀请开讲禅宗、中观、《道德经》等传统文化经典；2013年以守护兴教寺等祖庭的护教义举，开启汉传佛教“护法元年”；2015年，圆满义净、法显等大师海上求法的南海道七大海洋古佛国巡礼。其《三宝论》《佛教世界观》等多部著作被北京大学、牛津大学等高校图书馆收为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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